时代的号角 胜利的凯歌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魏巍收集整理抗战时期曾在晋察冀根据地战斗生活过的38位诗人的200余篇作品和少量民歌，汇编成一部诗歌集，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即《晋察冀诗抄》（以下简称《诗抄》）。该书全面反映晋察冀根据地对敌斗争、拥护军队、民主建设、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根据地军民的精神风貌。

晋察冀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从1938年年底开始，一批热血青年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他们一手持枪，一手执笔，在抗日烽火中掀起一次次创作热潮，形成了晋察冀诗群。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十分重视宣传文化工作，指出：“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在聂荣臻等人的支持下，晋察冀诗群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顽强开展诗歌创作活动。他们把诗歌作为战斗武器，书写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景象。这些诗歌既发表在报刊上，也刻画在根据地村村落落的院墙屋壁和道路两旁的石壁、土崖、大树上，成为激励根据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号角。

在当时，许多《诗抄》中的诗歌揭露了侵华日军的凶残，鼓舞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1940年春，日本鬼子从河北一个村庄抓走59名抗日干部和群众，凌辱之后又凶残地杀害。邵子南闻之义愤填膺，含泪写下《五十九个》。李劫夫为之谱曲后，歌曲迅速传唱开来。不少青年人唱着这首歌报名上前线，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丹辉的《敌人与黑夜》、商展思的《她变成了疯傻》、魏巍的《好夫妻歌》，也表现了日军侵华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多的诗词则激励根据地人民奋起抗战。譬如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的田间，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首诗没有讲述抗战的大道理，而是采用寓正于反的艺术手法，用朴实的语言告诉人们“抗战则生，不抗战则死”的道理，极具震撼力。《雁翎队》则鼓舞着白洋淀人民英勇抗争，“白洋淀不能受欺侮，在故乡的水面上和敌人决一死战吧”“勇敢的伙伴！快把抬枪扶准，让波浪作为敌人的坟墓，让我们胜利归来”。

《诗抄》中有很多反映激烈战斗场景与热情歌颂我军将领和抗日战士的诗篇。《捕捉》描述了反“扫荡”中民兵二梆子埋伏在青纱帐里用大砍刀袭击并捕获一名鬼子的过程。《巧袭》记录了定县抗日英雄郝庆山假扮伪军端掉伪军炮楼的过程。《八路军》称赞我子弟兵“生产并习武，战斗猛如虎，官兵共甘苦，爱民若父母。”《武工队》以百姓的口吻讲述武装工作小分队的战绩：“东庄汉奸被杀死，西村岗楼缴了枪，县城鬼子闭四门，火车不敢出站房。”《马上取花》则夸赞了黄土岭伏击战中指挥部队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八路军指挥员杨成武。《战士们》用“急行军”“过封锁线”“宿营”“爬云梯”“纪律”等12首歌谣，反映了革命战士战斗生活的日常场景。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诗抄》反映晋察冀边区群众对抗战的大力支持，讴歌伟大的人民战争，成功塑造了一个个支援抗战的平民形象。有认真查岗的儿童团员，有在大风雪中送公粮的英雄父子，有深夜给部队打灯笼照路的老人，有紧扎头发行进在战斗行列里的小脚妇女，有慷慨献身的放牛郎……这些诗作，深刻体现了人民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这一主题，谱写了一曲人民战争的胜利凯歌。诗篇中的劳动人民，不是被怜悯的对象，而是普通生活中的英雄。在党的领导下，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脊梁，支撑着艰苦的抗日战争，支撑着那个苦难而伟大的时代。

《诗抄》作者们与根据地军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诗篇反映了根据地的全面建设，颂扬了中国共产党和为人民服务的各级干部，对革命前景充满了信心。有的诗作表现根据地民主生活、干群关系、军民鱼水情，如戈焰的《豆选女县长》、曼晴的《县长病了》、丹辉的《村选》、邓康的《咱们永远在一起》、甄崇德的《村干部》等。尤其是《县长病了》一诗，讲述一个青年县长工作过于繁忙累倒了，发烧呓语，一个老中医听说后十分焦急，背着药包冒着风雪去给县长看病。看病时，屋里挤满了人却没有一点声音。第三天，县长从炕上爬起来继续工作，乡亲们得知后“像卸了重载似的”。有的诗作表现根据地大生产，如邢野的《山歌》《开荒歌》、甄崇德《秋播》等。陈辉《新的伊甸园记》第一首《献诗——为伊甸园而歌》直抒胸臆，表达对晋察冀的热爱：“我的晋察冀呵/你的简陋的田园/你的质朴的农村/你的燃着战火的土地/它比/天上的伊甸园/还要美丽”“而我的歌呀/它将是/伊甸园门前守卫者的枪支”。

《诗抄》多为中短篇，鲜明的战斗风采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诗篇的共同特色。为写出这些鲜活的诗作，诗人们深入前线，深入群众，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诗人史轮在1942年反“扫荡”中被捕，受刑极重。但他始终不屈服，最后壮烈牺牲。任霄是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1942年执行任务时被捕。在狱中她受尽折磨，为保守党的秘密自缢。诗人雷烨在1943年反“扫荡”中为掩护两名战友突围，自己身中数弹。他砸碎相机、烧毁底片后，拔枪自尽。同年，牟伦扬与4位战友被百余名日军包围，激战中，他中弹牺牲。牺牲前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同志们要问我在什么地方，我就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战斗诗章和精神瑰宝。

纵观《诗抄》，风格淳朴，格调明朗。诗人们没有摆弄文辞，而是从生活出发，从斗争出发，在追求诗意时，融合自己的革命热情和时代色彩、生活色彩，处处洋溢着对人民和对根据地新生活的热爱，展现着饱满的战斗热情，从而使整个诗集富有魅力。《诗抄》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诗人邹荻帆称赞这些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美的摇篮曲”，诗歌评论家沙均将《诗抄》称作“那个时代的号角，胜利的凯歌和乐观的预言”。